原载《世界农业》2013年第5期《学术之星》专栏(第150-152页)。

以学术为生命之魂而始终不渝

——我的学术生涯

周 诚

一、简 况

原名刘起儒，1927年出生于辽宁。1946年高中毕业后，曾在辅仁大学、北京大学学习农学。1948年投奔解放区，在华北大学学习革命基本知识。1950年被调到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农经研究生班学习，后在苏联专家辅导下，讲授“农业基本部门经济学”。此后边学边教农业企业管理学、农业经济学、土地经济学等。“文革”期间在人大干校劳动2年多，后被借调到中央农林部工作4年多。1977年人大复校后回到农业经济系，担任主管教学的副系主任兼农业经济教研室主任，并给研究生讲授农业经济学。1982年被派到美国康奈尔大学进修1年。返校后组织翻译、出版了《美国农业经济学》;组织编写并出版了农业经济方面的教科书。在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与土地管理系联办期间，组织编写了《土地经济学》教材。指导博士生的研究方为“农业经济”和“土地经济”并存。曾担任过北京农业经济学会会长、中国农业经济学会理论与学科建设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土地学会副理事长。所获最高奖项为国家出版总署颁发的科技进步一等奖。2003年结束教学生涯，但学术研究从未中断。200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大学荣誉教授”，2013年被授予“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

二、主要经历

动乱与励志 我伯父刘凯平参加东北义勇军，担任高等顾问，后来被捕、牺牲，1987年被授予“革命烈士”称号。1936年西安事变时，亲眼见到“坚决拥护张杨八大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宣传活动，印象深刻!抗日战争时期在成都，经常“跑警报”(人们根据报警而躲避日本飞机轰炸);成都部分闹市曾被炸成一片废墟，令人愤慨!

国家、人民、家人的种种不幸遭遇，对我激励甚大。“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成了影响一生的主要“座右铭”之一，促使我胸怀事业、奉献社会!

在学生运动中走向革命 在北京大学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学习社”中，接触了《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介绍解放区干校生活的《大江流日夜》一书，对我影响很大，促使我在1948年底，投奔了解放区，到华北大学学习革命理论，使我终身受益。在我的心目中，一直以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为最崇高理想!

重新归队，主攻农业经济 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后，我被调到计划系农业经济研究生班学习，后因急需而被调出担任教员。在苏联专家的直接辅导下，于1951年9月开始讲授农业基本部门经济，后来陆续讲授农业企业管理学、农业经济学等。曾带领学生到卢台农场、“九三”农场、河北徐水县、京郊顺义县等地调研;也曾与同事到北京通县、湖北随县、山西汾阳县等地搞调研。

在农林部参加农村调研 从1972年底到1977年初被借调到中央农林部，参加调研工作。广泛了解情况，获益甚丰。

复校之后的学术活动 1977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后，担任主管教学的副系主任兼农业经济教研室主任，以讲授“农业经济学”为主。后来，农业经济系与土地管理系以“一个机构、两套班子”的形式存在时，我给研究生班讲授过土地经济学。曾经担任过北京农业经济学会会长，中国土地学会副理事长。我所带的博士生的两个研究方向是农业经济和土地经济。

三、农业经济生涯

撰写和主编的主要著作 在20世纪50年代，主编了《农业企业组织与计划教程》。于1958年出版了《高级社劳动管理中的基本问题》。在“文革”前，中国人民大学农经系编印了两版《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我是主要执笔人之一。我编写的一本专著——《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农业》，是普遍强调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氛围下的产物。由我主编，罗伟雄、姜克芬参编的《社会主义农业劳动经济与管理问题概论》，内容详尽而实用。由我主编、全系众多人员参编的《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管理问题》，是1985年由农业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农经教科书。《美国农业经济学》一书，是由我牵头翻译的一本有代表性的美国农业经济学教科书。

《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业经济卷》(1990)是我以编委会副主任之一、《总论》分支主编的身份参与编写的，我还受上级之托，对全书的大样进行了终审。因此，获得国家出版总署颁发的《科技进步一等奖奖状》。《农业经济研究》一书，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印行的一本达30余万字的自选集。2007年出版的《周诚自选集》一书的第三部分——《农业经济》，反映了我的农业经济论述的突出部分。

研究的重点问题和发表的主要文章 我在《经济研究》1963年第11期上发表了《关于农业经济效果的几个问题》，后来被收入《建国以来经济效果论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此文提出了提高农业经济效果的三个基本原则，即：总经济效果最高、最大效果优先充分投资、全部生产资源充分利用。

我还提出了考察同一种农作物生产经济效果的“单产—成本综合指标”即：“单产╱成本”。而且，主张将单产转换为产值，更便于对经济效果的广泛考察和分析。

我对社会主义农产品成本的内涵、实质，社会成本和个别成本等问题作了明确的界定和深入论述。在《经济研究》(1964年第4期)上发表的《论农产品成本》一文中，力主以“标准报酬”对农产品成本中的活劳动消耗进行货币估价，即“用等量货币代表等量劳动耗费”，以便使成本更具真实性和可比性。这一主张后来被有关部门采纳。

我曾深入到安徽肥西县农村进行调查研究。1980年，我在《经济研究》第10期上发表了《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实行产量责任制问题的探讨》等文章。在2008年首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的评选中，当“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成为获奖理论时，我被承认为该项理论的主要贡献人之一。

1981年10月我撰写了《农业扩大再生产》，作为农业部主办的全国“农业领导干部学习研究班”的教材。它首次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农业的价值形态扩大再生产问题。当年还出版了《按客观规律办农业》一书，系统地阐述了主要的经济规律在农业部门中的应用。

近年来，集中力量研究“三农”经济基本理论问题，撰写了《论中国“三农“经济的八大关键问题》(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2期);以及“涉农九大规律”：包括国民经济以农为基律、城乡统筹发展律、农业解困律、农业以地为基律、农工商结合律、蔬菜产供销协调律等等。

赴美国的学术活动 1982-1983年曾赴美国康奈尔大学做访问学者。应邀开设了讲座，阐述“包干到户制”。用英文向对中国农村知之甚少的人讲述这一问题，难度极大。但终于使近30位听众，坚持听下来而且基本听懂了!还曾深入了解农场制度，发表了《美国农场制度剖析》一文，并应邀到农业部经管干部学院等单位做过学术报告。

四、土地经济生涯

编写土地经济学教材 1986年10月，由我担任主编的、建国以来的第一本土地经济学教材，以内部印行的形式问世，1989在农业出版社出版。我独著的《土地经济学原理》一书，于200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两者都具有开创性。

收获丰富的香港之行 1989年至1990年我应全国政协委员简福贻先生的邀请，受国家土地管理局委托，对香港土地制度问题进行了为期2个月的考察，提出了报告。对我国开展土地有偿使用活动，有借鉴作用。

与台湾同行的密切交流 1990我主动与台湾著名土地经济学家苏智超、林英彦教授等联系，开启了海峡两岸土地经济学术交流的大门。1993年8月在台北举行了第二届交流研讨会——我以中国土地学会土地经济分会主任委员的身份与会。

在干部讲习班中传授理论知识 为了在中国推行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至90 年代初期，国家土地管理局多次组织基层干部土地管理讲习班，请我就地租、地价理论及土地有偿使用问题进行全面、系统讲授，起到了启蒙的作用。

罗马之行的惊险 1985年我受国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之托，作为中国惟一的代表，赴罗马参加联合国粮农组织召开的“无地问题专家评议国际会议”(“无地问题”即“无地农民问题”)。但在罗马机场被告知，我的皮箱“被误运到巴黎”!然而第二天会议，每个国家的代表都要用英语系统发言，只好连夜补写，终于不辱使命!

关于中国土地问题的新观点 其一是，将农地的征收权上收到中央政府，以避免地方政府为了以地生财而盲目征地;其二是，由土地使用权出让的“批租制”改为“年租制”，以避免追求土地收入而增加批出土地;其三是，根据“私公兼顾”的原则，合理分配“农地转非”后的土地增值。

五、理论经济生涯

理论经济学是应用经济学的基础，而且一些应用性问题，也可上升到理论经济的高度予以分析。在《周诚自选集》中选入了6篇这类文章，涉及对人的经济秉性、制度经济等问题的探索。

六、咬文嚼义生涯

1951年《人民日报》社论指出“只有学会语法、修辞和逻辑才能够使思想成为有调理的和可以理解的东西。”还连载了《语法修辞讲话》。这些，引导我走上了重视咬文嚼义之路，并将其概括为：“以文载道，咬文嚼义”——前者即“通过文章，阐述道理”;后者即：“推敲词句，斟酌含义”——遵循语法、合乎逻辑、兼顾修辞。

中国人民大学原党委书记程天权书曾来函，对我所进行的“咬文嚼义”活动予以鼓励，并题词：“行文须沉吟 疑处查词典”;2010年，出版了《以文载道咬文嚼义通论》一书。中国人民大学人大原校长李文海，允诺将其论文《文贵通达》作为该书的代序言;国学大师冯其庸教授为该书题词。

七、离而不休

2003年，我结束了教师生涯，但却一直离而不休。当年出版了《土地经济学原理》，2007年出版了《周诚自选集》，2012年出版了《农业经济综论》等。

真正的学者以学术为生命之魂而始终不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