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15日，在周诚教授去世1年半之际，学院举行周诚教授追思会，追思人民大学农业经济学科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我校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第一位博士生指导教师、原农业经济系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周诚同志。学院领导唐忠、张利庠、庞晓鹏，农经教研室主任曾寅初，周老师指导毕业的大部分博士学生，周老师的亲属出席会议。

追思会由我院院长唐忠教授主持。他在会议一开始就说：今天由我来主持追思周诚老师的会议，首先因为我是周诚老师的学生，我1990年跟随周老师读博士，是周老师招收的第三个博士研究生；其次因为我是学院的院长，周诚教授是本院农业经济学科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学院开追思会，作为院长理应主持。周老师是去年5月15日离开我们大家的，到今天恰好一年半了，过了一年半才来开追思会，就是想让大家先沉一沉、想一想，以便更好地认识周老师，更好地缅怀周老师。

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张利庠教授代表学院讲话。他说：我代表学院讲六个字，第一是感恩，周诚教授是新中国土地经济学科的创始人，也是人民大学农经学科的主要创始人之一，通俗的话来说，周老师是我们学院的招牌教授，直到现在，我们去全国各地，周老师在全国农经界的影响，仍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要感谢周教授，他们那一代人给我们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不客气地说，他们那个时候是顶峰，我们现在的状况还到不了周教授那个时候在全国的影响。追思会是我们感恩的一次会议。我还要代表学院感谢周老师的家属和弟子，这个追思会，周老师的弟子们进行了筹备，为学院做了非常好的工作，感谢各位！第二是感情。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周老师给我的印象比较深：第一，有活力。2003年我到农经系来工作，那几年周老师骑着电动自行车来学校，他已经年龄很高了，还是非常有活力。第二，他率真。他若看到哪个人穿的衣服不合适，他当时就说你这个不合适，上了班怎么能穿这样衣服，抛掉了很多虚的东西，就直来直去的，这一点我特别受益。他特别注意文字表达，我记得有一次陪校领导到周老师家里去看望他，我说我是农发院张利庠，当时我担心他没有听清楚，我说我是张利庠老师；他马上说：“不对，你自称不能后面加老师两个字”。我马上就改正，他马上又表扬我，说道：“你这个同志比较好，学的比较快。”我通过这样一件小事，看到周老师非常率真，会直接帮助你。所以第二个是感情，从情感上来说，离周老师感情很近，虽然已经去世有一年多，但是我们现在感觉到就像他还在一样。第三是感知。周教授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学者，我们学院下一步应该出纪念文集或者举行学术研讨会，在学术上感知周诚教授，纪念周教授。

    农经教研室主任曾寅初教授：周老师一直在农经教研室工作，周老师虽然已经走了，但我时时会想起来周老师非常多的事情，包括前期的，包括后期的，因为就算是我从日本回来工作之后，还是跟周老师有非常多的接触。学问做的好的人，都比较有个性，因为我与周老师认识早，所以在我担任系副主任、副院长的时候，学院就分工让我联系周老师，反反复复做了很多联络，所以想起来对周老师印象非常深刻。刚才唐忠老师说我跟周老师的接触可能是最久的，实际上在当硕士生的时候就开始接触。因为周老师给我们上课。我是1984年到这来上硕士研究生，那时候正好是土地经济学的恢复时期，周老师正在组织编写《土地经济学初编》这本著作，这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后最早的土地经济学著作。因为周老师比较严格，所以正式出版就晚了一些，别人的书比他先出来了，他的初编虽然没有正式出版，但印行了四千多册，影响力很广。为什么影响力很广呢？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开始办全国土地管理干部的培训班，连着办了好多年，都是用周老师的《初编》，可以这么说，我国搞土地经济学研究的，很多人都是从这些培训班出来的。我印象很深刻的另一件事，是周老师主编的内部刊物《土地经济问题》，当时也很有影响。毕业留校以后接触就更多了，毕业那一年他正好成立中国人民大学土地经济研究所，任命我为该所农村土地室的第一任室主任，那个时候研究土地经济的人也比较少，我记得，武汉还成立了中国人民大学土地经济研究所分所，为什么武汉要成立分所，这说明周老师的研究所影响力很大，别人想借他的名义。我们现在讲规模经营，当时周老师组织我们进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工作，就是农业规模经营。我记得，周老师牵头的一个研究项目，那个时候不像现在，研究项目非常非常少，只有大教授牵头才可以拿到项目，我们都是在周老师指导下开始做一些具体的工作，整理概念，评价方法等等。周老师是中国土地经济研究的一面旗帜，周老师在我们学院一直长期工作，至少学院土地经济的研究不能扔掉或者断下去，老实说前几年真是有点担心，我们这个地方土地经济年轻人不太有人做，最近我们逐渐增加了一些人，包括唐忠老师自己也在回头来做土地经济的研究，我想这是非常好的。我有时跟外面的人说，要说研究土地经济的话，哪有一个单位可以跟我们比呢？周老师奠定的学术声誉，是我们非常宝贵的财富，我们慢慢在恢复与加强土地经济的研究，我觉得很欣慰，我想周老师也会觉得很欣慰。

    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李微研究员：作为周诚的家人，首先非常感谢大家能够让我来参加这个追思会，周诚是我的姨父，我小时候住在他家里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追思会还是特别有必要的，为什么呢？当一个老人，像周教授，我在这就不叫我的姨父，我说周教授，他进入耄耋之年，他在我心目当中他就是一个老人，你对他最后的印象，是他慢慢地糊涂了，慢慢地固执了，混乱了，他就离你而去了。这种印象，走之前他的这种状态，有的时候会使得我们淡漠了他的人生价值或者说他的学术思想，但是，其实可能他的一生当中，他糊涂的就是一年两年，甚至周老师走的更快一些，我觉得那也就是半年的时间，从自己混乱到最后消瘦离去。但是我们容易淡漠他的人生价值和学术价值，从这个角度来讲开一个追思会，有助于我们了解和理解一个更加完整的周教授，认识一个更加真实的周诚，富有精神财富和学术价值的周诚。

    我对周诚的印象是什么呢？我昨天晚上认真想了想，有四点：第一，他是一个有信仰的人，有追求的人，我觉得他相信马克思主义，真的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在家里读书是认真的，不能够打扰的，他真的在读。无论在什么样的形势下他都没有间断他的这种学习，他给我的印象首先就是他是一个有信仰的人，有追求的人，真是一个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人。第二，他是关注国家发展，与时代同步的人。与他聊天，特别是看他书的时候，你能感觉到，他对学界很了解，他的思想完全跟上了时代的步伐，他不是一个故步自封的人，而是努力的让自己跟这个时代同步走。这一点我觉得很不容易，特别是七八十岁还做这种努力，这是特别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第三，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也是一个乐观主义者。理想主义就是说，他想事情总是往最好的方面去想，追求一个极致的正确。他非常思辨，想怎么样能够更好，他并不对自己做的东西，可能会做不出去了或者有什么困难就感觉不行了，非常乐观，而且很理想主义，这样一个人。作为学者来说他是幸福的。第四，他是一个挺严格的人，挺严谨的人。

    我觉得周诚教授到他临走是非常满足的，他教了这么多的弟子，而且这些学生在各自的岗位上都工作得不错，学生又有学生，这种一脉相承的发展和传承，从这个角度来说他是一个幸福的人，他应该感到满足。 我并不否认他有一些毛病，性格、处事，有的时候到了一种比较刻薄的程度。但是他认真，不半途退缩，留下了这些东西，值得我们大家纪念。

    我院副教授吕亚荣：94年的时候，我开始在人民大学读硕士，周老师教我们农业经济学和土地经济学这两门课，大概是96年的时候，周老师跟系里说，希望让吕亚荣直接读他的博士研究生，后因制度方面原因没成，但周老师一直就把我当成亲学生一样对待。读硕士的时候上周老师的课，我没有怎么跟周老师说过话，因为周老师很严肃，一脸严肃，我就觉得不怎么敢亲近周老师，那是我对周老师不了解。周老师看上去非常严肃，但是人非常和蔼，外冷内热。我作为周老师的学生也是有将近20年了，老师很严肃，也批评过很多师兄，但对我批评很少，鼓励居多。老师给我的印象，他一生是光明磊落的，很正直，很善良，对学生特别好，他的学术功底特别特别扎实，在农业经济学和土地经济学上造诣特别深厚，成就也非常高，是我们学生们的骄傲。

     国家旅游局信息中心副主任蔡家成：作为弟子这么多年，从开始报考到现在，到他去年过世，正好四分之一个世纪，25年了。周老师的品格对我有终生影响，包括学识、学术，可能更多的是做人，改变了我自己的命运。我当年在青海工作，想考博士，联系了几个单位，都没有回信，只有周老师回信了，还给我留了电话。我对导师的第一个印象是他的真。他对事情的较真、求真务实，在学者中是非常少见的，比如写信，他住校外，我写信给他汇报学习情况，开始也不太懂规矩，他会把信改完以后，给我寄回来，告诉你什么地方不合适，什么地方不对，从这最基本的开始。当年编农业大百科全书的时候，农经卷，他是副主编，对别人写的条目，他足足花了三个多月，引经据典去查，把稿子改的面目全非。他确实是非常认真的。第二个印象是待人以诚，他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信仰坚定，这是忠诚，对我们后学以诚相待，他很严肃，只服从真理，不惟上、不惟书、只惟实，忠诚于自己的信仰，忠诚于自己的学术。第三是他的善。看着他挺严厉的，但是他的心确实善，对学生很好！第四，他很节俭，他做人，做事，都从负责任的态度出发，反对铺张浪费。如果说遗憾，我觉得跟周老师有一些事也挺遗憾的， 周老师曾多次提到他的家史，但没有来得及整理，这应该是很遗憾的事情。   

    我院副院长庞晓鹏教授： 周老师给我的印象，是非常严谨，因为他严谨，在校园见面知道是周老师，不太敢打招呼，有点害怕的感觉。但是有一次我印象很深，周老师骑自行车，在资料楼的楼下，当时正好是走在对面，我觉得不打招呼还是没有礼貌，我估计他不认识我，我知道他是德高望重的老教授，跟他打了一个招呼，他很和蔼，一听我东北口音，就问了我一些基本情况，跟周老师面对面交流就是那一次。刚才蔡师兄讲的咬文嚼字，我的信箱也总收到周老师关于咬文嚼字的邮件，对我帮助很大，很受益。

    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况伟大：我是周老师带的最后一届博士生，老师在做人做事做学问等方面对我影响非常大，他是我一生学习的榜样。周老师以前给我们讲三立，“立功、立言和立德”,说前面两个比较容易，立德是比较难的,人既要立功、立言，更要立德。这些话对我影响非常大。我在读博士期间，最害怕三件事，第一怕自己文笔差，我原来当过秘书，觉得我的文笔还可以，但是一到读博士之后，受周老师的指导之后发现，确实自己文笔非常差。第二怕说错话。周老师特别严谨，说话太随意，很容易被周老师批评。第三怕谈写论文，周老师特别较真，我怕选不好题，得不到周老师认可。我觉得周老师有大爱，对我们非常之严格，是对我们爱之深责之切，是期许非常高，这是老师对学生的大爱。

    钱海滨：我是周先生的在职博士生，我从内心来说非常感谢周老师让我有机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完成博士学位，让我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方面，能够有所得。我印象深刻的有两件事，一是我准备考博士生的时候，我那时在土地管理系统工作，跟单位领导汇报，单位领导不仅同意了，而且要求我必须报考人民大学周老师的博士生，这让我很惊讶，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周先生，这说明周先生在土地系统的影响力。第二，前一段时间周先生去世以后，我们师兄弟去看师母，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师母，我做自我介绍，师母说我知道你，这说明什么呢？周先生对我这个弟子很用心的，可能回家会经常说起来。由于我一直在土地管理系统工作，对周先生在我国土地界的影响，我有更直接的感受。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时候，我国土地管理工作开始起步，尝试进行土地有偿使用的制度改革，需要很多理论建树，尤其是土地经济的理论，可以说周先生在土地经济研究方面的工作，对理清当时土地管理实践中的很多问题，都有指导作用。周先生多次应邀为当时国家土地管理局举行的干部培训班授课，主要讲地价，地租，土地制度等基本理论，从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的实践，毫无疑问，周先生在土地研究领域应该说是无可比拟的开拓者和奠基者。   

    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劳动关系司巡视员茹英杰：我是92年入师门的，从90年代初到先生去世一直在先生的教诲下学习成长。我个人感触最深的是老师的三清：第一，做人清正，一身正气。他的品格非常感染我，他很真诚，很率直，很耿直。，一身正气，公道、正派，这个确实印象很深。第二，做事清白。我们在学期间，做学问，做课题，他有的时候自己掏着自己的工资，来资助学生，我觉得一生清清白白。第三，做学问清心，这个词可能用的不准确。 先生做学问，不为当官挣钱的社会风气所扰，不受追求名利夸夸其谈浮躁学风所困，以板凳愿坐十年冷的精神，追求真理，潜心研究，80多岁的高龄了还一直坚持做学问，令人敬佩。周老师当时在土地界的影响很大，我们读书时去大柳树路的国家土地管理局办事，司长们一听导师是周诚教授，马上肃然起敬，这说明周老师是我们农业经济学院的一面旗帜。我感觉老师在农业经济学界，土地经济学界他有大家风范，不为社会什么名利，就是专心作学问，是泰斗级的人物，指导我们选论文题目，思想高度非常高，先声夺人，这种学术眼光，学术见识，体现了大家风范，我感到一辈子受益无穷。

     人民大学土地管理系教授丰雷： 认识周老师是从读硕士的时候，我跟亚荣师姐一个班，上他的土地经济学，因为老师的人格魅力感染了我、学问感染了我，然后立志考博士生，因为老师当时对我们来讲是高山仰止的。 读博士期间师生往来频繁，比如我们一起探讨学术上的问题，比如说老先生的一个代表理论就是土地价值二元论，我们通过往来的书信，探讨这个问题，他会把你的信详细批注，并说你可以把这信给其他同学看，这样可能对大家都有帮助。我每年给他寄明信片，他是必回的，这种做事的方式，严谨的方式，也影响我现在带学生、教学生。老先生在学问上，还有做人上的高度，估计我们都做不到，但是我们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吧，这也是对老先生遗志的继承。

    我院讲师朱勇：作为一个弟子怎么样看自己的师傅，觉得挺难的。我想了两个字，纯粹，他是一个纯粹的人。纯粹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真的是道德是纯粹的，或者说，他的精神世界是纯粹的。第二，在学术上是很纯粹的人。他从康奈尔大学访学回来后，把精力集中在土地上，最早提出土地老三大板块，那也是在他多年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上总结出来的，土地的利用，土地的制度和土地的价值这三个方面，突破了一些认识上的禁区，当时是领先的，开创了先河。之后经过十多年的思考，他最后凝练出来的，从土地的存在状态和功能的角度去思考土地问题，从土地的资源经济，到土地的财产经济，再到土地的资产经济，这样的提炼过程，是做学问的人非常需要的。我清晰的记得，这个提法出来以后，国土资源部那时候开了一个会，纪念刘潇然的土地经济学重印，我当时感觉，当时会场上其他人看了以后，大家为之一振。老先生十几年琢磨，体现了学术上的纯粹性。他在土经做完之后，总结了农经，最终想从普通经济学角度来做研究，试图写一本普通经济学，就像普通物理学，普通化学一样，他想写一本普通经济学，希望我也能参与一下。我也曾写了一个小纲，他很不满意，我又改，改了以后他觉得可以，后来也是跟学术纯粹性有关。他写了一个导言，导言说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手法和基本逻辑来写这本书。我自己学数学出身的，对政治经济学理解不深，更接近于现代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因此，我后来没有继续参加，我想这事他可能对我是很有意见，当然这也成为我与老师的共同遗憾了。第三，语言的纯粹性。这可能是他一直在追求的。我记得刚来的时候，乔师兄跟我说，周老师对学生写东西的要求，就四个字，言简意赅。这四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太难了。我想到，我自己的博士论文，我至今保留着先生看我博士论文的草稿上的批注，几乎每一页都批的密密麻麻，当然更多的是“啰嗦，重复”之类的。之后先生也是一直在身体力行地告诉你要追求文字的纯粹性。他在追求民族语言纯粹性上是超越了时代。我自己有的时候也在想，这么一个纯粹的人，在经历了这么多之后，还保持着率真，纯真，尤其是李老师说的信仰上的坚持，这真的是我一生学习的榜样。第四，待人的纯粹性。在我们师生之间，我看到的是一个“严于律己”的老师，他不一定“宽以待人”，但他一定会以身作则，自己做出榜样。周老师是非常有原则性的人，什么事能办，你就得尽快办，不能拖延。不能办的事，原则上不能办的，他绝对不会纠缠你。 他严于律己，也严于对人，反正我跟着他，有点怕他。他在学生心目中，学识是渊博的，也是与时俱进的。尤其让我佩服的是，在他同龄人里，他电脑玩得最熟。我都难以理解，80岁的人用电子邮件用得那么熟练。这确实与他活到老，学到老，研究到老这种精神有关，我们应该继承下去。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发所研究员王小映：我第一次见周老师是比较早的，那是我在读本科的时候，周老师给我们做了一次讲座，当时给我们的影响很大，我们当时土地管理专业的同学对这个专业不太感兴趣，都是学工科的课程，但是周老师的讲座，提升了我们的兴趣。他讲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的一些问题，感觉确实是现实性很强，逻辑性很强，有经济学的味道。同学们觉得土地经济学这个课程要开好，我们土地管理这个专业还是挺好。当时周老师风度翩翩的感觉，好象有一点白头发，这让我们感到，人大的教授有水平。在此之前，给我们上课的都是讲师，副教授等，可能周老师是第一个给我们开讲座的教授，感觉到教授就是不一样。这个印象是很深的，我们班都是印象很深的，觉得确实是有一种高山仰止的感觉，确实是很让人敬重的老教授。

    后来我读研究生，听周老师讲土地经济学，这是比较近距离听老师讲课，也有几个印象比较深的。比如改病句，开始也不适应，从来没有老师布置过这样的作业，后来发现，周老师的改病句作业，确实很有用。 还有一个上课印象比较深的，周老师讲课能带动你跟他一起思考。很多老师讲课神采飞扬，但是印象不深。周老师讲课，带着你跟他一起思考，他是真正自己思考过的，领着我们去思考，表达不是很快，慢条斯理的，但是他抓住你的思维，让你跟他一起去思考这个问题。这样上课，感觉就有收获。 后来读了周老师的博士生，对周老师所有文章都看了，在这个过程中对周老师的学术思想也开始全面接触，尤其是土地制度方面的文章和思想，对周老师的学术思想体系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后来读完博士工作了，感觉到周老师的学术思想，研究的成果对我的科研工作作用很大，感觉离周老师越来越近了，他的思想我们越来越了解了。从事研究工作多年后，我们来看周老师的研究成果，一个感觉周老师土地经济学的地位，在国内到目前为止无人可及。他首先建立了土地经济学的体系，最关键的是他在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上做了最系统，最深入的研究，而这些问题对我们从事这个行业的研究，对指导今天的理论研究仍然是管用的东西。刚才讲到地价房价二元论，还有他的产权理论，还有土地增值理论等，仍然是目前中国土地问题研究的最核心的问题，周老师对这些问题做了很好的回答，这些成果，我的体会是能够经得起时间检验。因为他研究的是基础问题，把基础的问题回答清楚了。 我读了很多土地经济学的教材，我认为也还没有能赶得上周老师的教材的，周老师的土地经济学是经典，比较系统。

    从学术成就来说，我觉得周老师一生是很充实的。他把一生都奉献给了这个事业，他热爱的这个事业。他总说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不能只过自己的小日子，他年龄很大了还是这样。他把一生无私奉献给了农经、土经事业，没有什么假大空的东西。以前觉得周老师这个人有距离感，但是越往后面越了解，就觉得周老师人挺好的。周老师的一生是有成就的一生，有很大成就的一生。在我们国家，在土地经济方面，到目前为止我认为他是中国第一人。作来后来人的我们也很惭愧，也没有写出一本超过他土地经济学的书。我们感觉比较惭愧，赶不上周老师，我们还是更加世俗一些，周老师没有那些世俗东西，我们做人做学问难以达成他那样的境界，也难以取得他这样的成绩。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乔志敏： 我第一次知道周老师的名字，是看别人写的文章，说周诚在价值理论、地租理论上是西方经济学的，当时我特别推崇西方经济学，就赶快找来读，后来发现不是的，周老师的地租理论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地租理论基础上，又是发展了的。你把周老师地租理论和土地增值理论拿出来，他和马歇尔经济学原理是一样的，古典经济学，包括地租理论，土地增值，翻译的英国的土地经济学，其实也是一脉相承下来的，并不是说西方什么什么的，但是研究的问题是一个问题，思考的结论是一样的。周老师的土地经济学原理都容纳包含在里面了，后来看了一些翻译的书以后，越来越体会到，周老师的土地经济学原理的重要性。 周老师特别强调概念的重要性，后来我看张五常写《经济解释》（共四卷），经济学无非就是几个概念，那个高度，到了哲学层次，这样的东西才能传世下去，不是一时的显学。土地经济学这么多年下来，我们再回头来看周老师的书，还超越不了。我觉得农发学院，应该把周老师奠基的土地经济学进一步好好发展，我们人大的土地经济学应该更有作为一些。

    中国工商银行总行研究所副所长殷红研究员：我讲三个方面，第一感恩，尽管是92年读的周老师的博士，实际上从89年读硕士时就是周老师的学生了，89年的时候硕士导师是林老师，周老师给我们上土地经济的专业课程，实际上作为周老师的学生，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成为周老师的学生，有一个渊源，当时写硕士毕业论文，我做了一些调研，写的是土地抵押贷款，这个论文得到周老师的肯定，当时获得了优秀毕业论文奖，周老师亲自颁奖给我，周老师跟我说你愿意不愿意来读我的博士，我特别惊讶，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读博士，我跟家里面人说，我们家里人说咱们家里还会有读博士的，觉得特别荣耀和自豪，说那肯定要读的，我就在周老师的鼓励下，就开始复习、学习，最后没有辜负周老师的期望，确实考了那一届咱们系第一，读了周老师的博士，我觉得这改变了我的人生，成就了我的人生。

    在读博士过程当中，可能跟亚荣一样是女生，周老师几乎没有批评过我，主要是以鼓励为主。我觉得周老师对我们文字要求很严格，在中国工作，文字能力确实是一个核心竞争力。周老师给予了我们文字能力方面的优势。我一直在单位给行领导写讲话，起草制度办法，在工作岗位上能够较为出色地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我觉得文字的训练让我受益终身，这要非常感谢周老师。

    第二，我觉得周老师确实是一个大师级的学者，在现今的学术界，是比较难找到这样大师级的学者，无论是在学问上，人格上，以及育人方面，我觉得都是一个典范，确实为学术界做出了表率。他除了严谨之外，是一个很开放，兴趣很广，在学术方面很有禀赋的一个学者。我举一个例子，他的英语特别好，如果翻译过来的书，像土地经济学那本书，他说他看英文比看翻译的稿子还要舒服，他觉得翻译看起来很别扭。比如学方言，他的四川话说得非常地道，他有很多方言都讲得非常地道。京剧，诗词歌赋方面，我觉得他都很好，他就是一种爱好，能够让你很惊讶，我觉得我根本无法企及。他确实是做到了为人师表，这方面我们想起来就很惭愧，每一次聚会，他都说你们把你们所写的东西与大家分享一下，但有时候我没有什么发表的东西给老师，我觉得让老师很失望，但他每次把他新写的东西拿来给我们看。

    第三，周老师确实是像家长，像父亲一样，关心我们每一个。我记得特别深的一次，他发邮件，那一次我正好出差出国了没有回复，你们大家去看他的时候我没有去，他就发邮件问殷红去哪了？我后来赶快去看他，他的护工跟我说，最近这一段时间他都是一会儿清醒，一会儿不清醒，他清醒的时候会看邮件，在极少的时间会把邮件发出来。我心里特别难受，他唯一清醒的时候还提到了殷红去哪儿了，我觉得那一次去了以后，当时还觉得老师挺好的，大夫还说他各个器官都没有任何问题，我当时还觉得挺好的，结果没多久他就离开我们了。老师把我们这些学生当成他的孩子一样，如果他批评我们，也是因为他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够成长，都能够有成就，都能够在自己的领域做得让他放心。  

    学院院长唐忠教授最后发言：我第一次见周老师是1985年初夏，硕士生复试，四个学生他来考，他要求我们每个人抽一个问题，一个半小时内写1500字的东西，然后再口试。后来他给我们上农业经济学专题课，因为研究生很少，都是讨论课，要求我们读很多书，这个我觉得帮助特别大，他强调基本理论、基本概念和基本方法，他说你基本理论从哪儿来，要去学原著，这对我现在都很重要。基本理论掌握好了，很多东西一看就明白了，或者一看就知道是不是胡说八道，对基本概念不知道，对历史传承不了解，想当然，自以为发现了新大陆，其实前人早就写过了，这对我影响特别大。周老师80岁以后，他觉得我们这些学生都不够勤奋，对我们都不是太满意，觉得我们贡献有限，那个时候就经常跟我们说，你们要多做点事情，我们可能确实没有他那样的革命精神，我觉得大家要以今天的追思会为一个起点，努力工作！

我们当年从其他学校本科毕业考到人民大学来读研究生，就是因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人民大学是第一块牌子。从我们农经系的学科建设历史来看，如果要数人的话，我个人认为，排在他前面的是曹国兴教授、郑林庄教授，然后就要数周诚教授了。90年代初人民大学学报刊出了一批人民大学学者的学术传记，周老师的传是我执笔的，以周老师指导的第一个博士生余必龙和我的名义发表的，为写这个稿，我请教周老师很多次，但是那个时候主要总结的是周老师农业经济方面的研究成果。周老师土地经济学方面的研究，是50多岁之后进行的，55岁到75岁，这20年是周老师很高产的时期。那时跟他一起去开学术会议很受教，我记得1991年夏天在大同，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基础理论和学科建设专业委员会开会，周老师是主任委员，讨论农业经济基本理论问题，他常常言简意赅，一语中的。1991年秋天随老师去柳州开土地经济方面的会议，是中国土地学会开的，周老师是土地学会副会长兼经济分会会长，在柳州会议上，大家讨论土地经济学的一些基本问题，讲学科体系，争论半天，最后周老师发言，几句话就说清楚了，给我印象特别深。

     周老师在土地经济学方面的建树，不是因为他是我们的老师我们才这样评价，而是自己作为学者也这么看，他给我们留下了很宝贵的财富，今后我们要努力发扬光大。因为他们那一代学者的努力，使人民大学农业经济学科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排名有时可能会变化，但在同行心目中，人大农经还是很不错的，这个确实要特别感激周老师那一代学者，周老师在他那个年龄段的学者当中又是特别出类拔萃的。

    在对外交往方面，他对农经界贡献也非常大，他多次作为中国农经代表去国外开会。与台湾土地学界的交流，他更是最早的开拓者之一，在这些方面，周老师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

    那时候同行都很尊重周老师，因为他看问题看到本质，话语不多，讲真理，讲原则。有一些人说他不太圆通，太较真了，如果他不是一个较真的人，没有一个认真的治学态度，很可能也没有这么厚实的学问。做学问需要聪明和勤奋，聪明是天生的，勤奋是后天的。我觉得周老师不但天资聪慧，更重要的是特别勤奋，特别投入，就勤奋而言，我们可能都比不上他，都需要向他学习。

周诚教授的儿子刘思谨、刘思谦出席了会议，并对大家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