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我院院长温铁军教授领衔完成的《解读苏南》一书，2011年末被《中华读书报》评选为年度百佳图书。

该书为“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全书依据对苏南地区的大量实地调研资料，对苏南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原始积累、乡镇企业改制、国际化扩张等苏南经济发展过程和内在动力机制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解读，并通过“长江三角洲主要城市的工业化进程”等8个专题报告以及永联村、蒋巷村、苏州工业园区等典型案例研究对书中的理论观点予以诠释。

主要观点和学术创新：

1、本书尝试用“村社理性”来解释20世纪70年代末以集体经济著称的“苏南模式”。苏南广大农村地区在工业化早期，以集体经济为依托迅速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和产业扩张，同时没有工业化进程加快时一般会发生的贫富分化、农业衰败等负外部性问题，其中的核心机制就是“村社理性”。与西方理论对农户行为机制的描述不同，在东方社会，农户并非是一个绝对意义上的独立行为主体和决策主体，因“小农村社制”这一特殊的土地制度安排而与其所处的村社地域环境具有紧密的联系;在中国农村存在着“农户理性”和“村社理性”两个层次，苏南依托村社集体经济组织而将工业化进程的负外部性内部化处理，是家庭内部分配机制(或者说理性小农逻辑)在村社范围的放大，也是原始积累阶段市场关系在农村社区的内部化。

2、苏南经验属于典型的“地方政府公司主义”经济类型。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中央与地方分灶吃饭”以来，真正在市场上扮演竞争主体地位的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不是“守夜人”，其政府公司主义行为既贯穿于苏南工业化的整个进程，造成了乡镇企业可以短时期内快速发展的成就，又造成了政府直接参与治理、直接获得乡镇企业的资源用于政府消费的成本。当经济发展顺利的时候，这一内在矛盾还能掩盖起来;当出现经济危机的时候，乡镇企业就陷入了严重的困境。

3、本书对中国复杂的中央—地方关系演变进行了历时性的经验梳理，指出国内整体宏观经济形势及制度变迁对于区域发展态势和路径具有重要影响。苏南乡镇企业改制的过程，是经济危机条件下地方政府与高负债企业之间的交易过程，是随着乡镇企业的收益预期下降地方政府从中“退出”的过程。于90年代中期开始的中国金融资本逐渐形成严重过剩是值得重视的宏观经济因素;1994年世界贸易组织形成之后，国际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增加，对中国的资本输出也必然增加。因此，苏南乡镇企业调整、地方产业结构提升与外资大规模进入同步发生。

4、通过苏南与岭南、浙南的比较研究得出，新世纪以来苏南之所以会在外资进入规模上成为国内数一数二的地区，与苏南属于强政府经济——政府依托村社理性和构建收益预期的制度资源主导土地和资金等要素配置，大幅节约外资进入时的交易成本——是高度相关的。苏南过去是强政府，现在仍然是强政府。

5、新世纪以来苏南与岭南的“殊途同归”。中国于新世纪之初挟带自身严重的产业过剩加入全球化，促使全球产业资本重新布局，导致外资大举进入沿海之后，苏南也从一般贸易为主向加工贸易型经济转变，与历来以加工贸易型经济为主、目前正在朝着产业结构的重大化提升的珠三角地区愈益趋同。由此提出了关于产业资本不同阶段的制度变迁理论：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不同资源禀赋特征决定资本原始积累方式，由此形成不同制度安排;不同区域的不同资源禀赋内生地构成制度上的区域间差别，受到产业扩张阶段制度需求的约束。新世纪以来苏南、岭南各自的诱致性制度演进，是顺应不同资本原始积累方式需求形成的初始制度为顺应全球产业重大重新布局的要求而做出的制度调整，是制度安排由“内向资源依赖”向“外向资源依赖”的转变。

研究方法及特色：

1、历史制度分析(HIA)方法和宏、微观相结合的研究视角

将宏、微观相结合对区域发展演变进行分析，是本书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特色。

阿弗纳•格雷夫(Avner Greif)创立的(Historical Institutional Analysis，HIA)方法，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制度经济学领域新兴的一种独具特色的理论分析方法和工具。历史制度分析理论认为，制度及其运行轨迹并非孤立地存在，而是嵌入于复杂的经济、政治关系、社会关系、社会组织及文化环境之中;惟有在历史进程中，在总体分析和跨学科、跨文化研究的视野中，才能更好把握制度演进的深层动因。与其他制度研究方法相比，HIA更强调多学科综合性、强调对历史进程的梳理，强调将微观层面的历史研究与宏观层面的制度变迁结合起来。

作为一种归纳性的方法，历史制度分析的理论框架和一些方法论特征特别适用于对中国这样一个经济社会正在迅速变化的国家的制度变迁进行分析，并且，这种跨学科领域的方法论特征也和我国近年来强调社科领域加强多学科交叉的集成创新不谋而合。

苏南地区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区域之一，关于苏南的研究也就一直是学术界的活跃话题之一。无论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苏南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还是新世纪以来苏南外向型经济的迅猛发展，在学术界和政策界都引发了热烈的讨论，也涌现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本书并不满足于对个别发展机制的探索，而是试图跨越苏南近几十年来经济发展变迁的各个阶段，梳理出一条明晰的主线，一以贯之地对苏南的经验过程进行归纳和理论解释。在此基础上，本书提出：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生产力要素因稀缺程度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组合结构，并由此派生出不同制度安排，并受到产业发展空间演变的制约，这是一种历史视角;同时，从横向关联来看，宏观经济环境对微观领域的制度安排也有重要影响，新中国六十余年工业化进程中，区域经济的发展变迁几乎一直都是宏观经济环境与微观主体特征相结合的产物。

2、多种参照体系的国际比较研究和东方特色的理论创新

与发达国家展现的愿景相比，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更值得中国借鉴或记取。本书领衔作者温铁军有着十几年农村改革试验区“操作员”的经历，近十多年来又“周游列国”，多次前往东亚、南亚、拉美和非洲等地的发展中国家进行实地调研，其长期从事比较研究所形成的两个主要问题意识——一是中国工业化进程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比较研究，二是中国同人地资源禀赋约束类似的东亚小农国家的比较研究——在本书中都有鲜明的体现。

如果以西方工业化典型经验为参照，可以明显感觉到书中浓郁的东方气息。中国乡镇企业曾经因异军突起而震惊世界，从1980年代初起步，到199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进入高涨，短短十几年县以下农村工业增加值就占到全部工业增加值的一半以上，不仅打造了中国工业的半壁江山，而且在出口创汇、吸纳就业、弥补基层公共开支不足和加强农村基本建设等方面都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不是一般发展经验中要么是工业剥夺农业，要么是农业不稳定影响工业的“对立”关系，它表明了东亚大陆以大河灌溉为基础的传统农业文明下，基于传统耕织文化所蕴含的各种资源要素整合和社会管理等机制，工农两种业态、两种就业途径和两种生活方式可以互相融合、互相促进。由此，中国人的这种不同于西方的探索和实践，在促进全人类公平发展方面就有了全球层面的价值和意义。

学术影响：

本书出版以来，受到了学术界和政策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周铁农为本书作序。指出：中国是个超大型的大陆国家，了解中国各地不同的发展历程，是理解所谓“中国经验”的基础，也有利于构建中国在文化软实力上的国际话语权;进行“问题意识”清楚的区域比较研究，对于中国缩小区域差别、促进统筹协调的可持续的包容性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原农业部常务副部长尹成杰指出：书中的很多观点和视角，让人感到耳目一新。该书的很多研究视角在当前很有指导性，特别是关于如何推进城乡统筹和区域统筹，特别是协调粮食主产区和非主产区的发展差异，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差异，借鉴该书视角可能会提出一些新的思路和策略。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张晓山为本书作序，并在《读书》杂志发表专题评论文章，指出作者因为十几年农村改革试验区工作的经历，而对农村改革现实的复杂性、重点和难点，深有体会;最近一些年大量做世界各国和中国的比较，又增添了国际视野。这两点使本书既有很高的立意，又兼有宏观视野，读者慢慢咀嚼，能从中得到极大的启发。

《中华读书报》2011年9月7日第4版以半幅版面进行专题报导，2011年将本书评为年度百佳图书(排名不分先后)，其推荐语为：

本书是作者建立在试验区工作和此后多年实践基础上的理论探索。温铁军有着十几年农村改革试验区“操作员”的经历，近年又“周游列国”，开拓了国际视野，把中国与世界各国进行比较。书中讨论了产业资本为什么在苏南积聚的问题，分析了苏南的乡村工业化制度，提出苏南经验属于典型的地方政府公司主义经济类型等重要理论观点，对农村经济发展、地方工业化提供了中国特色的发展经验。

在作者温铁军教授看来，话语权建构和文化巧实力、软实力建设，是国家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事情上，如果盲目、刻板的照搬各种西方话语和主义，则会对中国的基本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本书是从中国发展的经验事实出发，进行符合东亚小农经济特点和文明本色的解读，有利于提升中国农村发展经验和区域发展经验的国际性，有利于提高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这本书的完成，也表明中国人有能力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