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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贺

周诚教授从教60周年

KOK体育全站院长 温铁军

KOK体育全站党委书记 孔祥智

2011年10月26日

编者按：

2011年是不平凡的一年，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建党九十周年，这些都给这个年份贴上了很多令人注目的标签。而对于KOK体育全站来说，2011年的不平凡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这一年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首批荣誉教授、KOK体育全站元老周诚教授从教的第六十个年头。

六十年来，周诚教授严谨治学、躬耕教育;诲人不倦、钻研不止。凭着对于农业经济的热爱和对于社会进步的责任感，周诚教授退而不休，在专业理论的研究上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里程碑式的成果。

执著是一种品质，坚持是一种精神。人生能有几个甲子得以用于投身一份事业?值周诚老师从教六十周年之际，本报特刊登周诚教授回忆录一篇，附诗作三则，以文字展示这位耄耋老人不平凡的一生，以此表达对于周诚教授的崇高敬意，恭贺教授桃李满天下，敬祝老师福寿又安康!

一、简况

原名刘起儒，1948年参加革命后改用现名。1927年10月1日出生于辽宁省义县。1946年毕业于成都黄埔中学，后在辅仁大学、北京大学学习农学。1948年底投奔解放区，被分配到正定华北大学政治部学习革命基本知识，然后留校在教育科工作。1950年人大成立后被调到计划系农经研究生班学习。半年后被调出担任教员，在苏联专家直接辅导下，经过半年备课，于1951年9月开始讲授“农业基本部门经济学”(此课后来并入“农业经济学”。后来陆续边学边教农业企业管理学”“农业经济学”、“土地经济学”等。文革期间从1969年起在人大干校参加劳动两年多，后来被借调到中央农林部搞农村调研4年多。1977年人大复校后回到农经系，担任主管教学的副系主任兼农业经济教研室主任，给农业经济研究生系统讲授“农业经济学”。1982年被派到美国康奈尔大学进修一年，返校后组织编写并出版了农业经济教材。后来，由于人大增加土地管理系并与农经系联办，我又组织编写了“土地经济学”教材并给研究生开课。担任教授、博导之后，我指导博士生的研究方向有两个—“农业经济”“土地经济”。曾经担任过的社会职务主要有北京农业经济学会会长、中国农业经济学会理论与学科建设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土地学会副理事长，所获得的最高奖项为中国出版总署颁发的科技进步一等奖。2003年结束了教师生涯，200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大学荣誉教授”头衔。

二、主要经历

动乱与励志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我虽然在沈阳，但因年纪太小而无直接印象，只能从父辈的回忆中获得间接印象。1932年我伯父刘凯平因参加东北义勇军并担任高等顾问，后来被捕、牺牲，1987年民政部正式批准授予“革命烈士”称号。1936年“双十二”西安事变时我在西安上小学，见到在城门楼上悬挂的大幅标语：坚决拥护张杨八大主张!”，大学生们在街上列队游行，高呼口号“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印象很深!

抗日战争时期在成都，经常“跑警报”日本飞机出动并飞向成都方向后，中国政府各地的防空部门所安放的巨大扬声器，适时发出“预行警报”，于是人们迅速躲到“防空壕”或“防空洞”中去，等到敌机飞走后，再发出“解除警报”。成都市区曾经遭到几次大轰炸，位于闹市区的“盐市口”，曾经被炸成一片火海，断壁残垣，惨不忍睹!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战乱中度过的。国家、人民、家人的不幸遭遇，对我的人生起了很大的激励作用，是朴素的爱国主义和立志成才、奉献社会以及后来发愤治学以报效社会的重要思想源泉和基础。“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毕业歌》歌词)，就是我的“座右铭”之一。其具体体现就是我对学术活动一直不离不休：胸怀事业、心系学术，燃烧自己、奉献社会。

特殊的“黄埔一期”

初中毕业后，就读于黄埔中学。这个学校为黄埔军人所举办，但也吸收非黄埔子弟，我属于后者。校方特别关注教学质量，在聘请老师方面很不一般。例如，语文老师是一位举人，讲授古文驾轻就熟(当时高中汉语课就是学习古文)。英语老师是由大学教授兼任的，教中学绰绰有余。1946年夏毕业——我们班是黄埔中学的首届高中毕业班，即特殊的“黄埔一期”。由校方提名，经过相关人员举手表决，我挂上了“黄埔中学毕业同学会会长”的头衔。不过，它一直是个空架子。然而，文革”中“军宣队”进校后，有人把此事提出来大做文章，成立“专案组”，搞“外调”，最后因为调查不出任何问题而不了了之。

在学生运动中走向革命

1946年高中毕业后，先后就读于北平辅仁大学农学系、北京大学农学院。在党所领导的学生运动中受到了一定的教育。在沙滩地区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学习社”中，接触了《大众哲学》、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等，对共产党有了初步了解。那时介绍解放区干部学校生活的《大江流日夜》这本小册子，对我影响很大。于是，在1948年底，投奔了解放区。然后被分配到华北大学政治部学习。课程主要是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史、新民主主义论、大众哲学等，的确终身受益。例如，社会发展史”按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以及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样的顺序讲，指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中国革命史”从孙中山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开始，然后讲到蒋介石的反革命，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一直讲到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以及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些都是使人心明眼亮的道理，对于我的一生，起了引航的作用。现在社会上风行的种种复辟资本主义的言行，于我来说都是格格不入的，在我心中一直以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为最崇高的理想。

1949年初在华北大学毕业后留校，被分配到教务处教育科担任干事，搞学员学习情况的调查研究工作，供领导参考。

重新归队主攻农业经济

1950年10月，华北大学撤销，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我被调到计划经济系农业经济研究生班学习。半年后因工作需要而被调出担任教员——在苏联专家的辅导下，经过几个月备课，于1951年9月开始讲授《农业基本部门经济》。随后又在听苏联专家讲课的基础上，给本科生和硕士生讲授《农业企业组织计划》。后来，又讲授《农业经济学》。主编过《农业企业组织与计划》教材，也两次参加过《农业经济学》教材的编写，发表过几篇论文。到文革前为止，学职是讲师，教学行政职务是教研室副主任。

我曾带领学生到河北卢台农场、黑龙江“九三”农场、河北徐水县大王店乡、京郊顺义县木林镇等地搞过农村调研、参加劳动，;教师也单独到基层调研，例如我曾会同几位同事到北京通县、湖北随县、山西汾阳县贾家庄大队等处搞过调研。

参加“四清”强化基层工作能力

1964年秋到1965年夏，人大农经系和语文系大批师生，到XX省XX县与该省X县的一批干部相配合，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四清”，为期半年多。社教总队由X县县委和人大党委派人组成，但实权在前者手中。农业经济系主任曹国兴对我很看重，为了强化我的基层工作能力，特意向相关领导推荐，将我分配到一个生产队(相当于一个自然村)担任“四清工作组组长”，两个组员都是XX省X县干部。

在此期间，上级下发了统一的标语，要求各工作小组在村中的墙上普遍书写。我觉得其中没有一条是抓生产的，就亲自补写了两条：农业学大寨”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那时，自行书写额外的标语，是不合乎常规的，于是种下了祸根。后来，就发生了一件关系到我的政治生命的重大事件。那时强调“要在贫下中农中间扎根”，我们生产队选定的生产队长接班人XXX，经过我们反复调研，肯定其家庭出身为“下中农”。然而，上级工作组，却始终认为应定为“中农”，认为我们搞错了。无可奈何，我只好给中央农村工作部写信进行投诉。后来终于被批复下来，肯定了我们的意见!如果没有中央的批复，其后果对我来说必然是灾难性的!

文革与干校

1966年夏开始在校参加文化大革命，1969年10月起，我作为第一批学员之一，下放到江西人大干校参加劳动，到1971年底干校结束时，回到北京。

对于这两年多的干校生活，应当承认有失有得。“失”当然是损失了两年多的治学时间，“得”主要是锻炼了身体，深入了解了农业生产实际。在干校期间，真刀真枪地干了两年多的时间，的确达到了身强力壮的地步，为以后持续地搞学问，打下了身体基础。此外，对于我们这些搞农业经济的人来说，系统地参加农业劳动，增加了丰富的感性知识，也是很可贵的。在干校期间，当原班长任期半年结束调回北京安排工作后，就由我接任班长，这对我也是一个极好的锻炼。

参加农村调研活动

从1972年底到1977年初被借调到中央农林部工作的4年多时间里，主要是参加政策调研。去过山东、上海、江苏、湖南、陕西、山西、福建、广东、海南等地，开阔了眼界，受益匪浅。

1976年秋华国锋主席针对XX省XX县的县、公社、大队三级干部参加劳动分别达到100天、200天、300天的报道材料做出批示，要求农林部派人去调查，调查组由农业局陈局长带队。在调查中我首先发现，记工本上的笔迹表明，不少劳动项目和工分是后来添上去的。我将这一情况向陈局长汇报后，陈立即带领全体人员返回地区所在地。在汇报会上，有位地委领导在发言中提到，有的知识分子下乡不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而是挑毛病，这显然是冲着我来的。汇报会后，陈局长带领全班人马返回原生产大队，我怕受到迫害而不敢再参加，但陈局长未同意。后来，调查组收集了全部干部的记工本返回北京，将附有一些记工本复印件的调查报告呈送到中央办公厅，XX省委另行写了一个报告上报中央。后来此事“不了了之”。

人大复校后，农林部领导要把我留下担任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副局级)，可是我丝毫没有犹豫并且直截了当地表示了不同意。主要是不愿写“遵命文章”，而且怕受到别人的忌妒、排挤，不如搞学问超脱。

复校之后的学术丰收

1977年4月人大复校，受命担任主管教学的副系主任兼农业经济教研室主任，以给本科、研究生讲授《农业经济学》为主。1982年至1983年赴美国康奈尔大学做访问学者1年。后来，由于“农业经济系”与“土地管理系”以“一个机构、两套班子”的形式存在，我又给研究生班讲授过《土地经济学》。我从“教员”当起，后来从讲师、副教授逐步升为教授兼博导。曾任农业经济教研室主任、土地经济研究所所长、农业经济系副系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人大不动产研究中心主任。在社会上，我曾经担任过北京农业经济学会秘书长、会长，中国土地学会副理事长，现在还挂着中国土地学会顾问和北京农业经济学会名誉会长的名。

我所带的博士生的研究方向也是农业经济和土地经济两大方面，“理论经济”和“咬文嚼义”则是我自扩张的“副业”。由于搞农经和土经，都离不开理论经济学、法学等，所以我在备课、写作过程中，在一定的程度上要涉猎这些相关学科。“咬文嚼义”的重要性，是我在长期写作中以及长期指导学生写作中逐渐认识到的，而且日益强化。

三、农业经济生涯

从农业科技到农业经济

我虽然在辅仁大学、北京大学学过农学，但那时学习的是农业科技而不是农业经济。到了人大，只要是带“农”字的，笼统地都可以说是属于“农业经济”范畴的。在我的整个学术生涯中，“农业经济”这四个大字，分量始终是最重的。这“四个大字”，既联系着农业科技，也联系着理论经济。这两者可以说是农业经济的两翼。

撰写和主编的主要书籍

在上世纪50年代，我主编了《农业企业组织与计划教程》(内部用书)，其内容很具体、很实用，在相关院校之间进行了交流。我于1958年撰写了《高级社劳动管理中的基本问题》一书，在农业出版社出版，其内容包括劳动组织、劳动报酬两大方面。在文革前，人大农经系组织了全部搞经济的教师，集中力量编印了两版《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在全国有较大的影响。主编是当时的系主任曹国兴，我是主要执笔人之一。

我的一本专著———《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农业》，是“文革”结束后，普遍强调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宏观氛围下的产物。一本专著名为《社会主义农业劳动经济与管理问题概论》，是由我主编，罗伟雄、姜克芬参编的，内容很详尽。

《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管理问题》一书，是1985年由农业出版社出版的一本教科书。封面署名的编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只是在《编者说明》中说明本书由周诚主编，然后按姓氏笔画排列了16位作者的姓名。

《美国农业经济学》一书，是由我牵头翻译的一本有代表性的美国农业经济学教科书，于1987年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填补了该专业的空白。

《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业经济卷》(1990)是我以编委会副主任之一、《总论》分支主编的身份参与编写的一部大型工具书，并因此获得国家出版总署颁发的“科技进步一等奖”。除了编写、审阅和修改了一些条目，我付出的劳动的特殊部分是，受中国农业百科全书编务委员会副总编辑陶岳嵩同志之托，对全书的大样进行了终校，即进行了最后把关。

《农业经济研究》一书，是于2000年4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印行的一本达30余万字的自选集。有的单位在办农业经济讲习班时，曾把它当作主要教材，有的单位则把它作为农业经济学的参考书。

2007年8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民大学名家文丛”中的《周诚自选集》一书的《第三部分———农业经济》选入了二十多篇文章，约为15万字，大体上可反映出我在农业经济论方面的突出部分。

《实事求是以文会友集》是人大“农经”部分校友纪念校庆70周年的文集。2007年10月，由我发起并担任主编，邀请温铁军院长担任顾问并作《序》，原副系主任严瑞珍教授担任顾问，原系主任田新担任总策划，原副系主任林增杰、原院长唐忠、现副院长孔祥智担任策划，部分校友赞助，收入文章62篇，作者65人，约70万字。

研究的重点问题和发表的主要文章。

我在《经济研究》1963年第11期上发表了《关于农业经济效果的几个问题》这篇论文，是具有代表性的，后来被收入《建国以来经济效果论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此文提出了提高农业经济效果的三个基本原则，即：总经济效果最高、最大效果优先充分投资、全部生产资源充分利用(后者包含资源利用的合理性)，并且要求正确处理“满足需要、符合可能与提高效果”之间的关系。此外，还提出了讲究社会主义经济效果的三原则：最优效果优先、充分投资，总经济效果最高，全部生产资源充分合理利用。

我还提出了考察同一种农作物生产经济效果的“单产—成本综合指标”，即“单产╱成本”。在这一公式中，“单产”愈高、成本愈低时，这一指标的数值愈高。其中的单产可转换为产值，这样就可在不同作物、不同单位、不同年度之间，进行经济效果的多重比较，并从中探寻提高单产和降低成本之途径。

我对社会主义农产品成本的内涵、实质，农产品的社会成本和个别成本等问题作了明确界定和深入论述;特别是在《经济研究》(1964年第4期)上发表的《论农产品成本》一文中，力主以标准报酬对农产品成本中的活劳动消耗进行货币估价，即用等量货币代表等量劳动，从而使农产品成本更具真实性和可比性。后来这一主张被有关部门采纳。

在70年代，我强调要按客观规律办农业，探索了农业扩大再生产的规律，论述了农业现代化和“农业增产增收”的有关规律及实现增产增收的基本途径。我的一篇论文还被译成英文刊登在美国的《中国经济译丛》上。

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创新出现在中华大地上时，我深入到安徽肥西县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对这一新生事物从理论上进行分析和肯定，可以说是我国理论界最早介绍和支持包干到户的学者之一。1980年，我在《经济研究》第10期上发表了《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实行产量责任制问题的探讨》，接着1981年又在《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第2期上发表了《论包产到户》。这两篇文章奠定了我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研究上的地位。在2008年首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的评选中，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成为获奖理论，我也被确认为该项理论的主要贡献人之一。

1981年10月我撰写的《农业扩大再生产》，成为农业部主办的全国“农业领导干部学习研究班”的教材，并邀请我为全体学员讲课。这一著作首次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农业的价值形态扩大再生产问题，简言之即农业的“增产增收”这一核心问题。这一论述，为后来我提出“农业先天性困境社会解救律”作了铺垫。1981年我还在农业出版社出版了《按客观规律办农业》一书，系统地阐述了主要的经济规律如何在农业部门中应用的问题。以上两项研究，又为我进一步研究农业规律问题打下了基础。

近年来，我集中力量研究中国“三农”经济基本问题，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其中主要包括：论中国“三农“经济的八大关键问题》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2期)，全新重农主义论》2011年4月1日《中国经济时报》)，以及“涉农八大规律”：正确认识和遵循“国民经济以农为基律”;遵循“农业解困律”，促进农业扩大再生产;遵循“农业以粮为基律”，确保粮食安全;遵循“农业以地为基律”，切实保地保农;遵循“农业现代化律”，推进农业现代化;现代农业必遵—“农工商结合律”;论“蔬菜产供消协调律”;论农地转非自然增值分配的“私公兼顾律”。

在北京农业经济学会的活动

北京农业经济学会成立于1980年，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所长王耕今，秘书长周诚。第二届理事会理事长为周诚，秘书长秦其明。从第三届理事会起，我就只挂名誉理事长之名了。

赴美国的学术活动

1982年至1983年赴美国康奈尔大学做为期一年的访问学者。我比较深入地了解了美国农场制度——通过在图书馆查阅大量资料，并不断请教美国学者，参观、访问了几个农场，最终撰写了《美国农场制度剖析》一文，后来发表在1984年第8期的《农村发展探索》上，还应邀到农业部农业经管干部学院、中南财经大学等单位做过专题报告。

我应康奈尔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农经系领导之邀开设了“中国农业经济讲座”，内容是中国农村的“包干到户制”，一共讲了三次。在美国用英文向对中国农村知之甚少甚至几乎一无所知的人讲这一问题，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经过精心备课，详细讲解，甚至加上图解，结合答问，终于使对此感兴趣的20多个听众，坚持听下来而且基本听明白了!我自己也感到欣慰。

四、土地经济生涯

我是新中国首批研究土地经济问题的主要学人之一。20世纪80年代，土地管理专业与农业经济专业以“一个机构、两个专业、两块牌子”的形式存在和运行。我在搞农业经济的同时，兼搞土地经济，完全是客观需要。

编写土地经济学教材

1985年由我牵头、以毕宝德为辅，成立了中国人民大学土地经济研究所，并相应地建立了北京土地经济研究会，动员和组织校内外的相关人员进行土地经济问题研究，组织教材编写。1986年10月，由我担任主编、字数达到46万字的《土地经济学初编》一书，终于以内部印行的形式问世了。这是建国以来问世的第一本土地经济学教材，受到普遍的欢迎。1989年12月，一本由我主编的名为《土地经济学》的著作，终于在农业出版社公开出版了。我的独著《土地经济学原理》一书，于2003年8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2007年6月出版了第二版。不过，它仅仅获得了中国人民大学科研成果二等奖!这恐怕是这门学科太“小”，太“窄”之故，在学科之林中是排不上号的。

收获丰富的香港之行

1989年12月至1990年1月我应全国政协委员、香港著名土地管理专家简福贻先生的邀请，受国家土地管理局委托，对香港土地制度问题进行了为期近两个月的考察，归来后发表长篇考察报告——《香港土地问题考察报告》，发表在由国家土地管理局外事局局长李焕俊主编、中国大地出版社出版的《考察与借鉴——国家土地管理局出访考察报告精选》(1996)一书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提出了对于住宅“宜逐年收取地租以实现地权，并适当降低地租以减轻市民负担”的重要政策建议。

与台湾同行的密切交流

1990我主动发函与台湾著名土地经济学家苏智超、林英彦教授等进行联系，获得了他们慷慨赠书，从此开启了海峡两岸土地经济学术交流的大门，促成了台湾土地经济学界代表人物的首次大陆之行。随后，于1992年在北京举行了海峡两岸首届土地学术交流研讨会，1993年8月在台北举行了第二届交流研讨会—我以中国土地学会土地经济分会主任委员的身份，担任中国土地学会代表团副团长，提供了题为《中国大陆土地利用的宏观调控》的论文，在广泛深入的交流中获益匪浅。

在干部讲习班中传授理论知识

为了在中国推行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初期，国家土地管理局多次组织基层干部(如市长等等)土地管理讲习班，请我就地租、地价理论及土地有偿使用问题进行全面、系统讲授，起到了启蒙、普及的作用。它使得我有机会将所学理论，准确而通俗地传播给相关的干部，使之运用于实际。这是一个理论工作者的最大享受之一。

罗马之行有惊险

作为兼职研究员，1985年我受国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之托，作为中国的惟一的代表，赴罗马参加联合国粮农组织召开的“无地问题专家评议国际会议”“无地问题”即“没有土地的农民”的问题)，与各国代表进行广泛交流，收获甚为丰富。但是，在罗马机场，我的行李“丢失”，据说是“被误运到巴黎”，后天才能够运回!而第二天开全体代表会议，每个国家的代表都要进行系统发言，而且规定以英语作为唯一的会议语言。由于我事先准备好的英语发言稿“丢失”，此时别无选择，只好凭记忆连夜补写，最后，终于不辱使命!这是我一生中所遇到的极为罕见的惊险一幕。待到第3天我取回皮箱后，发现全部物品被翻乱—这实际上是被特工们动了手脚，而不是被“误运到巴黎”!有几位学者认为应当告到法院，但因时间不允许只好作罢。

关于中国土地问题的崭新观点

近年来，我在中国土地问题上发表了一些崭新的观点：其一是，将农地的征收权上收到中央政府手中，以避免地方政府为了以地生财而盲目征收农地;其二是，将土地使用权出让的“批租制”改为“年租制”，这样，就可以有效地避免政府为了追求土地收入而盲目增加批出土地，以利于节约土地、保护农地;其三是，根据“私公兼顾”的原则，合理分配“农地转非”即“农用地”转为“非农用地”后的土地增值。即，既反对“涨价归公——农地转非之后的增值部分，全部或绝大部分收归国有，致使农民利益受损;又反对“涨价归私—土地增值的全部或绝大部分归失地农民所有，致使“得非所值”，造成公共利益受损。社会学家、国际社会科学杂志副主编黄纪苏先生于2009年12月22日在其博客中发表了我关于农地转非土地增值的“私公兼顾论”的一篇文章时加了按语：关于土地开发涨价部分的钱如何分配，人大周诚教授这篇东西谈得在情在理，正反两面的利弊都兼顾了，而且提出了折中两全之道—当然只是原则，具体办法还要讨论。咱们国家几十年间左左右右走了不少弯路，原因之一就是思想上不能理性辨证，不会吸取教训。在土地开发这样的问题上，如今又看到一大帮人把脑袋别裤腰里，由肾上腺、荷尔蒙乱哄哄簇拥着，朝鲜族姑娘似地把秋千荡向另一个极端—私有，全归私人。”读了这一按语，我禁不住心潮起伏—毕竟还是有知音啊!

五、咬文嚼义生涯

我的咬文嚼义活动简况

“咬文嚼义”是我独创的概念，其全称是“以文载道，咬文嚼义”。所谓“以文载道”即“通过文章，阐述道理”，而“咬文嚼义”的含义则是：推敲词句，斟酌含义——遵循语法、合乎逻辑、兼顾修辞。

我的系统的、全面的咬文嚼义活动的开始，以2007年11月22日成立“中国人民大学明德咬文嚼义沙龙”为标志。这一活动的非同小可的先导活动，则是2006年10月21日我应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曾寅初教授之邀，给部分学生所做的关于文章写作问题的报告。

对于咬文嚼义活动最为重视的领导是中国人民大学党委程天权书记，2008年9月，程书记复函并题词如下：

周诚教授：您好!

您所创建的“明德咬文嚼字沙龙”注旨在引导准确使用汉语言文字，这事极为重要。教育教学的工作大哄大嗡搞浮躁不行。针对时弊扎扎实实做一些工作于中青年都有益，谢谢;嘱为沙龙提书不敢，附了两句白话请指正。再颂秋安

程天权二十一日上

2010年秋，我在北京出版社出版了《以文载道咬文嚼义通论》一书。程书记来函及上述题词，都置于显眼位置。程书记指派干部前来要求购买30册，而我则赠送了40册，以便于宣传。人大原校长李文海，应我之请同意将其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一篇题为《文贵通达》的论文，作为《以文载道咬文嚼义通论》一书的《代序言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研院新闻》2009年7月10日)报道我应刘迎秋院长之邀在该院做报告盛况的通讯，则作为该书的附录一并发表。

六、结束语

离而不休

2003年，我所带的最后一位博士生吕亚荣女士的论文答辩通过后，我也就相应地正式结束了教师生涯而成为离休干部了。但是，在这8年的岁月中，我却一直是“离而不休”。2003年出版了《土地经济学原理》一书，2005年被人大授予“荣誉教授”称号，2007年出版了《周诚自选集》，主编、印行了人大农经校友文集—《实事求是以文会友集》，并出版了《土地经济学原理》一书的第二版，2010年出版了《以文载道咬文嚼义通论》，而且还陆续发表了不少文章，特别是以“农业先天性困境社会解救律”为代表的涉农六大规律的论说，具有独特性。

中央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其中有两次与我有关，从中获益，倍感温暖。其一是在1950年，规定凡是在校大学生在解放战争期间参加革命而未担任一定领导职务的，一律无条件“归队—或者回原院校学习，或者免试进入相关的院校学习，从而我从人大教务处调到计划系农经研究生班学习，应属此类;第二次是文化大革命后，规定凡是在解放战争期间因参加革命而辍学的大学生，一律无条件补发毕业证书，承认其学历。我现在手头持有的《北京大学毕业证书》就是1997年7月15日补发的，显得格外珍贵。

我从1951年开始学习、研究经济学，迄今已60年，学术研究已经成为我生命的组成部分。真正的学者以学术为生命之魂而始终不渝，我自忖可覥列其间。生命不息，治学不止;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周诚附言：在《百度文库》中载有周诚的《三农新论集萃》，欢迎参阅、指正!

执教六旬感言

周诚

风雨飘摇路途艰，

育人立言岂等闲。

迟暮之年何所求，

但愿余热可奉献。

2011-10-14

感恩大师

读周诚老师《从教六十年生涯》有感

罗伟雄

从教生涯六十秋，

杯杯泥土垒大丘;

述著等身满桃李，

老骥伏枥志不休。

2011-10-14

导师周诚教授从教六十周年有感

蔡家成

甲子轮回世之常，

从教六十历沧桑。

天下兴亡终生志，

老骥伏枥著述忙。

农经根深枝叶茂，

土管论新硕果香。

百折不挠咬嚼事，

教化雨露播四方。

2011-10-21

唐忠、毛增余、吕萍、乔志敏、王小映、丰雷、况伟大、吕亚荣完全

赞同蔡师兄的贺诗，并愿借此向恩师表示衷心贺意!

读后感

朱勇

读周老师的诗，瑟瑟秋意更浓;

读罗老师的诗，有豪气冲天之意;

读蔡师兄的七律，感念师恩，更感叹于师之德、

师之范，余心有戚戚焉。

2011-10-24

周诚教授著作撷英

《周诚自选集》

本选集收录了我国经济学家周诚教授在经济学领域的部分作品。全书按作品的内容划分为一般理论专题要要农地转非土地增值分配、农业经济、土地经济、其他等五个部分，每个部分内按作品的内容排序。选入本书的作品大多产生于改革开放以来，代表了作者的最新学术成果。作者对于收录的绝大部分作品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改、补充。极少数作品则仅具有史料性质。

《以文载道，咬文嚼字通论》

该书以语法为重点、略加展开，辅之以逻辑学和修辞学基本常识，依据毛泽东的名言院野一个合逻

辑，一个合文法，一个较好的修辞，这三点请你们在写文章的时候注意冶这一跨越时空的写作基本规

范，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地宣传语法、逻辑、修辞的基本知识。

《土地经济学原理》

本书除绪论外包括土地资源经济、土地财产经济和土地资产经济三编，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土地利用、土地产权、土地市场等方面的经济理论问题，并涉及到现现阶段中国主要的土地经济问题。本书以探索土地经济理论问题为主，其中对土地产权、土地价值、地租与地价等问题的理论及其应用的探索相对深入。